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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分析与展望【李扬博士律师】

返回列表来源:刑事律师 发布日期 2018-3-29 0:24:26 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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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分析与展望

               []

(北京:北京大学法学院,100871)

[内容摘要] 确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是构建和谐司法的重要部分。中国目前需要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应当是以国家救济体系为基础的救助。在刑事被害人救助的程序方面,应当将被害人救助的决定权赋予检察院,充分运用检察院的法律监督职能和现有司法资源保障该制度的良性运行。

       [关键词]  被害人 被害人救助  国家补偿  

The Future of the Criminal Victims Assistance System

AbstractI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building a harmonious justice system to establish criminal victim assistance. What our country needs is a relief based on a system of state assistant system. The power to decide whether a criminal victim needs country assistance should be given to the procurator.

Key words: victim; criminal victim assistance ;State compensation

                           Li Yang

Beijing Law schoolPeking University 100871

随着十七大报告 “救助弱势群体,构建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刑事被害人的权益保障问题日益受到关注。由于我国目前对刑事被害人的救助在立法上尚处于空缺状态,在司法实践方面也刚刚起步。因此如何构建被害人救助体系,成为刑事诉讼法再修订时颇为引人注目的一个问题。

一、刑事被害人救助之模式选择

被害人的国家救助体系主要包括被害人救助、被害人补偿和被害人保护三个基本模式,这三个模式也对应了被害人救助的三个发展阶段:

被害人救助模式主要适用于被害人救助的初级阶段。即国家对刑事被害人的救助定位于一种类似于民政救助的手段,旨在帮助刑事案件的被害人脱离因为犯罪侵害而陷入的生活窘境。该制度建立的理论基础是社会福利说。社会福利说认为,对刑事被害人的救助实际上应该看成是社会福利制度的一部分。社会福利来源于国家税收,税收来自于每一个纳税人,所以社会福利从本质上来讲是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尤其是在民主社会,社会福利的制定和实施都是为了提高和改善公民的生活水平。尤其是弱势群体的生活质量。

被害人补偿模式主要适用于被害人救助的中级阶段。被害人的国家补偿是以国家责任说为理论基础的制度定位。[1]该说认为自从救济权被国家垄断,国家成立了专门的公诉机关和行刑机关,负责起诉犯罪和执行刑罚,国家就负有保护公民生命、财产安全之责,而公民的这些权益受到犯罪人侵害,就表明国家未尽到应尽之义务。“国家必须赔偿个人因国家不能预防犯罪而给其造成的损失”。[2]国家责任说指导下的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立足于“国家责任”,强调补偿的普适性。

被害人保护模式主要适用于被害人救助的高级阶段。被害人的国家保护是目前被害人国家救助体系中对被害人救助力度最大,利益保障最完善的模式。即国家对刑事案件被害人的救助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帮助其摆脱贫困和对其进行补偿,而是上升为全方位的利益保障。对被害人的国家保护一般涵盖了被害人补偿、被害人赔偿、国家援助等相关内容。

从世界各国的被害人救助立法状况来看,大部分国家都至少经历了上述的一个或两个发展阶段。美国在1965年制定了《暴力犯罪被害人补偿法》,规定遭受暴力犯罪的被害人有权利获得国家补偿。在1982年又颁布了《被害人权利法案》和《被害人及证人保护法》,1984年制定实施的《犯罪被害人法》标志着美国的被害人救助发展到了国家保护模式的新阶段。[3]韩国于1987年确立了犯罪被害人救助制度,于1990年在立法中增加了国家补偿制度的相关内容,正式确立了国家补偿制度。[]

关于中国的被害人救助应当选择何种模式,目前学术界存在采用被害人救助模式和国家补偿模式的争论。笔者认为,采行何种模式对刑事被害人进行救助并非纯粹的规则制定问题,模式的选择要考虑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传统文化导向,诉讼体制内被害人救助程序的实施效果等一系列因素。而问题的关键是要理清我国目前切实要解决的实际问题是什么,再根据要解决的实际问题求证模式的选择,答案即迎刃而解。

根据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情况,被害人在遭受犯罪侵害后,获得相应经济赔偿的主要渠道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比率能够客观地反映出被害人对获得经济赔偿的需求程度,其判决和执行情况则可以反映出我国刑事被害人救助的实践效果。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后,由于其所确立的赔偿标准较之前大幅提高,导致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数量大幅上升,以某市中级人民法院为例,该院刑一庭2005年一审暴力犯罪案件89件,其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44件,起诉率为49%2006年一审暴力犯罪案件99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66件,起诉率为66%2007年,这一数字已经上升为70%但是客观上被告人的赔偿能力仍较低,造成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调解可能性不大,最终的执行到位率也很低。2004年该院刑事附带民事执行案件中止率60%,到位率13.57%,2005年案件中止率80%以上,到位率10.7%。[③]这些数据表明:在我国,大量的刑事被害人希望或者需要得到相关的经济赔偿,而刑事被害人通过附带民事诉讼这一渠道获得救助的可能性却非常小。二者之间的矛盾导致大量的刑事被害人不得不选择到法院、检察院或相应的党政机关上访来解决问题。这也由此带来了诸多的社会问题。

由是观之,目前国家设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主要目标是解决刑事被害人的实际生活困难,维护社会安定,体现司法和谐。而要实现这一实践目标,笔者认为,选择被害人国家救助模式更为适当。

国家救助模式致力于对困难群体的救济。其宗旨是帮助遭受犯罪侵害的被害人摆脱生活上的困境,重新恢复到正常的生活中来。这一宗旨与我国目前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的被害人救助问题相契合。同时,由于刑事被害人的个体情况各不相同,并非所有的被害人都会因为犯罪的侵害而在经济上遭受致命打击,在生活上陷入困境。凝聚国家财力,救助生活上最困难的被害人符合我国建设和谐社会,消除贫困,救助弱势群体的主流民意。

同时,建立被害人救助制度与我国现行相关制度的发展和实施状况相适应。这里的相关制度指的是针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国家赔偿制度。虽然适用的主体不同,但二个制度之间实际上存在着非常紧密而微妙的联系。国家赔偿制度是国家对于自己做出的错误的司法行为给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造成的伤害进行赔偿,是建立在国家承担责任的基础之上。被害人的国家救助模式定位于一种国家“救急”和“救穷”的道义行为,给被害人造成伤害的不是国家司法机关而是犯罪人。因此,从二者的危害性来看,国家首先应当对自己的错误负责任,其次才是对自己的失职行为负责。而自《国家赔偿法》颁布实施以来,国家赔偿的实行情况并不尽如人意。甚至当年的起草者、如今的修改者都认为“这部法律已成为实施最差的法律之一”。[4]在权益受到国家直接侵害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尚无法顺利地获得赔偿之前,贸然确立国家对被害人的补偿制度,切不论其实践中的可操作性,在社会民众的心理上也难以被接受,操作不当还有可能引起新的社会问题。

此外,我国目前已经有十三个省份三十多个城市开展了被害人救助的试点工作。开展的试点工作都是采行了被害人救助模式,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就为正式确立我国的被害人救助制度积累了实践经验。例如最早开展被害人救助试点的山东省淄博市,其实施意见中规定:当市民在刑事案件中遭遇伤害后,被害人不能从加害人及其他方面获得实际经济补偿,生活特别困难的情况下,可获得一定数额的资金救助。

二、刑事被害人救助之程序构建

救助机关和救助程序是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构建的主要内容。救助机关的设置是否合理直接决定了刑事被害人救助程序能否正常运行。

在救助机关设置问题上,目前世界上主要存在两大模式:

第一种模式为设立专门的救助决定机关对刑事被害人的国家救助进行管理。采行这一模式的代表国家是英国。英国最先设立的是刑事伤害补偿委员会(Criminal Injuries Compensation Board),而后于1995年设立了专门负责被害人补偿的机构——刑事伤害补偿局,该机构被定性为非政府组织。[5]此外,美国有八个州也采行了这一模式。

第二种模式是不单独设立新的救助机构,而是在现有机构内部增设相关部门管理被害人救助事务。在这种模式中,按照具体救助机关的不同,又可分为法院模式、检察院模式、司法行政机关模式和其他模式。

将国家被害人救助机构设置在法院内部的国家有:法国和美国的五个州。法国的补偿裁决机关由设立在每一个大审法院的补偿委员会负责。补偿委员会属于民事审判机关,由大审法院二名法国和一名具有法国国籍、能够证明自己具有公民权并且对被害人问题有兴趣的成年人组成,其中的一名法官担任审判长。委员会的成员及其替补人员由法院全体司法官会议指任,任期为3年。[④]

将国家被害人救助机构设置在检察机关的有韩国和我国的台湾地区。韩国由地方检察厅所设犯罪被害救助审议会审议、决定被害人补偿问题。审议会受法务部部长的指挥和监督。[⑤]审议会由委员长和四名委员组成,委员长由设置审议会的地方检察厅次长检事担任,委员由法务部部长任命或指派的地方检察厅公务员、有法官资格的人及医师担任。[⑥]我国台湾地区关于被害人的补偿决定和其他有关事务由在地方法院及其分院检察署设立的犯罪被害人补偿审议委员会负责。高等法院及其分院检察署设犯罪被害人补偿复审委员会。复审委员会及审议委员会均设主任委员1人,分别由高等法院或其分院检察署检察长、地方法院或其分院检察署检察长兼任。[6]

将国家被害人救助机构设置在司法部的国家有:美国联邦和大约三分之一的州,此外,比利时,丹麦,芬兰,爱尔兰、卢森堡、葡萄牙和瑞典等国的补偿机构也设在司法行政部门。美国国会自1965年起就开始讨论联邦政府鼓励和帮助州的补偿计划问题。1977年全国犯罪被害人补偿协会创立,1984年国会通过的《刑事被害人法》最终确立了联邦补偿制度,由司法部所属的犯罪被害人署具体负责实施补偿计划。[7]

将被害人的国家救助机构设置在除上述机关之外的其他机关的,都属于其他模式的范畴。主要有德国的社会保险福利部门和日本的公安委员会。[⑦]

国家救助权的设置是构建被害人救助制度的核心问题。决定和影响该权力设置的主要因素是司法机关的职能分工。司法机关之间不同的职能分工决定了其在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例如,在韩国和我国的台湾地区,检察机关在不同程度上都承担着法律监督的职能。这种法律监督职能为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将被害人国家救助机关设置在检察机关内部提供了合法性和可操作性。再如,日本的地方各级公安委员会并不直接参与刑事案件的侦查工作,因此其在职能分工上偏重于维护社会治安和稳定的职能,这一职能正是与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相契合。

笔者认为,我国的被害人救助工作刚刚起步,可以先将该权力赋予某一现行司法机关去行使,待被害人救助制度发展到国家补偿或国家保护模式的阶段,再考虑单独设立被害人救助机关较为妥当。在现有司法机关中,尤以检察机关行使对被害人的国家救助权为宜。

首先,检察机关是我国宪法确立的法律监督机关,其负有监督国家法律实施的职能,而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实施当然也属于其法律监督的范畴。将国家救助的决定权赋予检察机关具有正当的法律依据,也可以有效减少因为立法滞后而可能造成的制度建设上的迟缓。

其次,我国目前实行的是流水作业式的诉讼结构。在这样的诉讼结构中,检察机关身处诉讼程序的中间环节,链接了法院和公安机关的诉讼职能。这就使得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既可以利用公诉之便利获得侦查机关掌握的被害人信息,又可以通过庭审了解到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判决情况,为准确行使国家救助权提供了可行性。

再次,刑事被害人的国家救助要求决定机关具有一定刑事案件的调查能力。这是因为,我国的刑事被害人救助立足于“救急”和“救穷”,对那些急需医疗救助费用和维持最低生活的被害人国家显然不能等到法院终审判决做出之后再参考附带民事诉讼的执行状况进行救助,而应当先行救助。这就要求被害人救助机关本身还要有一定的案件调查能力,能够利用自身掌控的司法资源及时调查和了解相关的案情,做出最有利于救助的决定。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享有独立的调查权,这就为其在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中实施决定权提供了制度上的前提条件。

最后,从被害人救助制度的性质分析,刑事被害人的国家救助不是诉讼行为,其并不需要“两造俱备,师听五辞”,其本身也没有需要居中裁判的内容。因此,将救助的决定权放置在法院难免与法院现有的职能相抵触,放置在公安机关和国家司法行政机关又难以保障其准确及时地获取决定被害人救助的相关信息。放置在检察机关虽然不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做法,但其既符合检察机关的职能定位,也与我国现行司法机关的资源占有情况相符合。

关于刑事被害人的救助程序,笔者认为应当遵循两个原则:其一为诉权启动原则。即救助程序以被害人及其近亲属提出申请为前提。国家不应主动提出对被害人进行救助。这是由我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定位所决定的;其二为不可重复性原则。即国家对被害人的救助应当以一次性救助为主,突出“救急”和“救穷”的特点。因此,在刑事被害人遭受到犯罪侵害之后,其可以向案件管辖的检察机关提出获得国家救助的申请,并提交相应的证明自己经济状况和受侵害情况的证据,由检察机关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做出是否给予国家救助的决定。



[] 李扬(1982—),山东青岛人,北京大学法学院2006级诉讼法学博士研究生

[] 韩国被害人救助制度的主要法律渊源有《犯罪被害者救助法》(19871128公布),《犯罪被害者救助法施行法令》和《犯罪被害者救助法施行规则》。其中19901231修正的《犯罪被害者救助法》中增添了国家补偿制度的规定。

[] 相关数据来源于王文军等对刑事附带民事程序的实证调查,参见http://.48.200/jljy/t20080409_39091.htm

[] 《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7064

[] 《韩国犯罪被害者救助法》第11

[] 《韩国犯罪被害人救助法实施令》第16

[]德国有权申请补偿的人向德国联邦提出请求,负责处理补偿请求的则是各州设于社会保险福利部门的地区补偿局。不服地区补偿局决定的,由社会法院受理。日本公安委员会是日本政府的组成单位。由于其设置较为特殊,本文将其归于其他模式。



[1] 卢建平.日本的被害人保护模式及其启示[J].理论探索.2007.(5):17

[2] 【意】恩里科·菲利.犯罪社会学[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284.

[3] Dan Eddy and Christine Edmunds, Compensation ,in Anne Seymour et al.(eds),National Victim Assistance Academy Textbook, Chapter 5, Section3.

[4] 国家赔偿法为何成为实施最差法律[N]民主与法制时报. 2008-3-18 (3)

[5] 赵国玲.犯罪被害人补偿:国际最新动态与国内制度构建[J].人民检察.2006.(9): 10

[6] 许启义.犯罪被害人保护法之实用权益[M].台北:永然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0.57

[7] 许永强.刑事法治视野中的被害人[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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